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

作者:祝和军摄影:发布时间:2016-05-21 18:28:13 浏览量:39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

祝和军

《 光明日报 》2014-04-26-05

  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仅体现于显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根植于隐性的思维模式中。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得如此绵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得益于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方法论和辩证法原则。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说:数学是上帝书写宇宙的文字。在西方,数学向来被视为各类科学的典范,因为数学遵循的是严格的因果推理,即从一个给定的前提出发,通过推理论证得出普遍必然的结论。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社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正如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的那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

 

  与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则是矛盾辩证式的。中国文化推崇的也不是数学,而是被称为“中华第一图”的阴阳鱼太极图。“一阴一阳之谓道。”“离开阴阳更无道。”在中国文化的思维深处,从来就没有一个给定的前提或支点,而总是有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彼此关联,这两个因素共存共生、相辅相成,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只有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才能显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中国文化更侧重一种整体性的思维。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差异性的共存才能构成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春秋时期,大臣晏婴就曾借烹饪之喻向齐景公讲解“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景公告诉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景公的宠臣)跟他“和”。晏婴否定了景公的说法:梁丘据一味地谄媚于你,你们之间怎么会有“和”呢?你们之间仍然是“同”而非“和”。景公不明白“和”与“同”的差异,于是向晏婴请教。晏婴说,“和”就好比厨师做羹汤,将各种食物、调料进行烹调,这样就可以“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既互相补充、调节,又保持各种食物的味道,成为一锅美汤。如果像梁丘据那样,“君所谓可,臣亦说可。”“君所谓否,臣亦说否。”这只是取消了对立面的“苟同”,是不问是非、迁就错误的“混同”,对于认识事物、治理国家有害而无益。

 

  正是受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引导,中华民族向来以和谐为美,以单调为丑;以和合为主流,以分裂为末流。这种和谐是一种宽容,是一种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容纳。特别是在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这种“和合观”越来越显示出其智慧的魅力。

 

极高明而道中庸

 

  辩证矛盾思维特别注重时间性。既然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运动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必须是参与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辩证思维特别看重“时机”,追求“时中”。

 

  “时中”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蒙”卦的《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说,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来行事,是符合“蒙”这个时机的。可见,所谓“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中而非时,不谓之中。同样,时而不中,更不谓之中了。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韩国的国君韩昭侯准备修建一个高门,但他的谋士屈宜臼却奉劝他不要这么做。屈宜臼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个高门,恐怕你还等不到这个高门修建完,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我国元气大伤,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修建高门,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应验了,高门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意思是说,我所说的时间,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参与到事情当中来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效果会很好;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往往会很糟。这正是“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的道理。

 

  正因为此,中国文化对时间非常敏感,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相时而动,顺势而行。

 

  《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学者朱熹在注释“时中”时也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指,“中庸”,是因“时”而“中”的,并非骑墙、折中,更不是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但是,“时中”又是何其之难!因为它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抓住它,然后照本宣科地去实践。所以,《中庸》中才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说法。当司马牛向孔子讨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意思是说,要想说出什么是“仁”,无异于在刀刃上行走,太艰难了。但是,认识到这种困难并不是坏事,因为你一旦明白了“时中”的艰难,就会有一种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又会让你在行为中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相时顺势,减少犯错。

 

阴阳不测谓之神

 

  阴阳式的矛盾辩证思维要求摆脱直来直去的固定模式,强调随机应变,注重踏准矛盾双方所展开的辩证运动的节奏。中国兵法思想正是这种辩证智慧的集中体现。

 

  兵法研究的是战争,而战争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博弈式对决,它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臣服,让参与方必须在生与死、存与亡之间作出最极端的选择。在生死存亡面前,一切僵化的经验都将失效,任何的形而上学都可能会使己方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难怪《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两军对峙,兵戎相见,战争的双方常常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中,而是处于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中。因此,高明的将领不会把任何法则当作万能钥匙,而总是在当时的局势和情境中,在敌我双方所展开的阴阳互动和转化中,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战略,正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在《三国演义》中,孙权和庞统曾有一段对话。孙权问庞统:“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士元回答:“不必拘执,随机应变。”孙权又问:“公之才学,比公瑾若何?”庞统笑答:“某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拘泥兵法,高下之分已不言而喻。难怪在《三国演义》中,伏龙、凤雏齐名,而周瑜却棋差一着。

 

  可见,所谓的兵书和兵法,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使用说明书和操作指南,而仅是引领我们进入辩证智慧的“敲门砖”。如果把知识当成智慧,把兵法看作教科书,把“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理解成了无往而不利的规律,就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例如,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年轻时熟读兵书,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成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变通,贸然进攻,结果被秦军大败于长平,给后人留下了“纸上谈兵”的笑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王明能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倒背如流,但在革命实践中,他却因生搬硬套而将中国革命引向了歧途。毛泽东却在实践中灵活应变,因地制宜,找到了一条挽救中国革命的“突围”之路。

 

  看来,知识可以复制,但智慧却不能照搬。西施一笑,风情万种;而东施效颦,则是丑态百出。韩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扭转败局;马谡凭借孤山,逞匹夫之勇,结果是全军覆没。佛家讲,要放下,就连“放下”的念头也要放下。兵法何尝不是如此?同样要放下,最后连兵法本身也要放下。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件下载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