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维素质之培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者: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建军摄影:发布时间:2016-01-21 14:46:24 浏览量:5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把“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并把“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内容,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这几个方面的重点内容,都需要以科学思维素质的培育为基础。而逻辑思维素质又是科学思维素质的基础。换言之,没有国民逻辑思维素质的普遍提高,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逻辑工作者,既要看到上述发展战略为我国逻辑教育事业的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也要看到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所谓科学思维素质,也就是指思维的“科学性”品格。这种“科学性”在科学研究中有典型体现,但决不局限于此。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的思维都有科学性的问题,都需要社会成员提高科学思维素质。

从广义上说,“科学思维”就是“正确思维”,就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从而能为社会实践服务的思维。这种“正确思维”既有思维内容层面,即思维什么的问题;也有思维形式与方法层面,即如何思维的问题。而后者就是广义“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思维形式与方法研究具有相对独立性,一种思维方法可以遍及所有思维领域。思维方法合理与否,对于思维内容的正确把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狭义的“科学思维”,就是指具有合理的形式与方法的思维;我们所谓提高科学思维素质,是就思维形式与方法的科学性而言的。

教育部于2004年发布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中,将《科学思维常识》列入六门选修课程教材之一,作为“生活与哲学”必修课程的拓展课程,并首次向全国高校招标。正是基于上述对科学思维素养之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发挥逻辑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的难得机遇,在南京大学校方支持下,下了很大功夫,最后中标教育部统编教材;经过教育部教材编写指导委员会反复讨论修订,于200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投入使用。此教材得到了学界高度评价,获中国逻辑学会优秀教材奖,该教材的使用也标志着我国系统的逻辑教育“回到了中学课堂”。(上世纪80年代我国曾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编入逻辑基本知识与方法的内容,但不久即被取消。尽管在数学及其他课程教学中依教师能力差异有不同程度的逻辑思维训练,但是零散的、非系统的,无法使学生得到系统的逻辑思维知识与方法的学习与训练。)但由于师资力量和高考指挥棒等原因,其在新“课标”教学试验区的使用状况不容乐观。

在编写这本教材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经过了反复研讨,最后达成了共识并体现在教材中。我认为,这两个共识是非常重要的,借此机会与大家交流一下。

一、关于“逻辑思维”与“思维创新”的关系问题

关心中学课改的同仁可能已发现,《科学思维常识》教材虽然维持了“课标”中逐次讲授形式逻辑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以及思维创新方法的格局,但没有直接采用“课标”中的专题题目“遵循逻辑思维的要求”、“把握辩证思维的方法”、“培养创新思维的能力”这样的表述,而是把各专题的题目修改为“遵循形式逻辑的要求”、“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和“结合实践、善于创新”,这是经教育部教材编写指导委员会专家反复研讨后所做的调整。之所以做这样的修改,是为了避免造成把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三者平列起来的误解。讨论中达成的共识是,以下三者具有递进关系:“辩证思维”也要遵循“形式逻辑思维”规范,而在“思维创新”活动中都要运用形式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没有独立于形式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创新思维。

我们认为,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讲的“思维创新”,不是与形式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相并列的另一种思维形态,而是包含着形式逻辑思维、辩证思维之应用的一种思维形态。思维创新理论既要探讨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与辩证思维方法在创新中的应用机理,也要研究它们与人的意识活动中的非逻辑因素、非抽象思维的相互作用机理。某些流行的谈论“创新思维”或“创造力”的书籍,把“创新思维”与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对立起来,认为要创新就必须打破“逻辑箱”,甚至把“创新”说成神秘的“灵机一动”和“点子术”,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有害的,这是在科学思维素质教育中应当着力加以澄清的。

思维创新可分为“发现”和“发明”两个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认识世界方面的创新和改造世界方面的创新。无论那个方面的创新,都需以对客观事实、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也就是以求真的理性思维为前提。认识的真假对错并不以认识的“新”或“旧”为转移。新的未必是对的,旧的未必是错的,一切以社会实践的检验为转移。思维创新的必要和重要,是由人类真理性认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所决定的。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运用科学思维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真正做出有价值的“突破前人”的创新性成果。这种“突破”,都是在研究借鉴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修正前人的错误认识,或者获得前人未能认识和把握的东西。因此,从宏观指导思想上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指导思维创新的基本指针;从具体思维方法上说,思维创新是多种思维方法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不是一种简单孤立的思维活动类型,也不是思维活动类型的简单叠加,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并与实践能力相互协调的,多种思维方法相互协同、有机结合、整体涌现的一种综合效应。

我们强调树立正确的思维创新观,当然不是轻视具体的创新技法的价值。《科学思维常识》教材从创新技法角度具体介绍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逆向思维的一般方法和技巧,也特别介绍了把握直觉、想象和灵感的一般方法。而在介绍这些方法的过程中,都注意通过生动的事例,阐明形式逻辑方法、辩证思维方法以及形象思维方法在其中的作用机理,说明真正的创新成果,无论是重大的认识与实践的创新成果,还是日常生活中有价值的发明创造,实际上都是求真的科学思维的结果,从而表明“功夫不负有心人”、“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的道理。

当然,在树立正确的思维创新观的前提下,“创新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这样的术语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只要不将它们看作游离于基本的科学思维方法之外的一种神秘思维的表述,就可以作为我们所阐释的“思维创新”的同义词来使用。

二、关于科学思维素质培育的主体内容

在关于教材的修订研讨中有审读专家提出,科学思维素质培育应以辩证思维方法为主,以形式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方法为辅;这个观点引起了争论和深入研讨。最后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鉴于科学思维方法的系统构成和我国缺乏形式逻辑传统的缺陷,我国的科学思维素质培育(包括中学和大学)应以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为基本主体,并以此为基础去掌握辩证思维方法与思维创新方法的基本原理。这个思想也体现在了《科学思维常识》教材之中。

要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澄清形式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国内外学界对于“逻辑”一词的使用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逻辑学只指形式逻辑,广义的逻辑学还包括辩证逻辑和逻辑应用方法论。原“课标”中的“逻辑”是在狭义上使用的,为免歧义,教材将之明确称之为“形式逻辑”。对于科学思维素养培育而言,正确理解与把握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与辩证思维方法在科学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与辩证思维方法相对立的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而不是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历史上确有人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苏联学界也一度这样认识,造成了一些理论混乱。至今已经可以明确的是,辩证思维与遵守形式逻辑法则的形式逻辑思维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辩证思维必须遵守形式逻辑法则,而只有坚持辩证思维,形式逻辑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认识功能与作用。形式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的这种互补关系,实际上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明的真理的绝对与相对的二重性。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有其绝对性和客观性的一面,因为它所把握的是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事实与规律,也就是“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和“是”,它们都是“变中之不变”。“真理只有一个”,一个关于事实或规律的判断绝不可能同时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既是对的又是错的。以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同一律为根本大法的形式逻辑正是用来保证求真思维的确定性和前后一贯性,反对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基本工具;同时又要明确,任何真理性认识也都有其相对性和有条件性的一面,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把握“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从而保证求真思维的灵活性,避免思维僵化。形式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的相辅相成,是求真的科学思维的本质要求。在这一点上,《科学思维常识》及其教学用书下了很大功夫予以阐明。

此处需提及的是,关于以辩证思维的理论与方法为对象的“辩证逻辑”学科,学界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但就我国学界而言,其争论主要在于“逻辑观”的分歧,即关于“辩证逻辑是不是逻辑”的定义之争;在反对“辩证逻辑是逻辑”学者中,多数学者也并不否认辩证思维方法在科学思维中的重要价值。在最近出版的我与王习胜教授合著的《逻辑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我系统阐述了对辩证逻辑的历史沿革的认识,请大家多加批评。

最后,我想着重谈谈关于逻辑思维素质培育对民主政治建设之作用的认识。2002年,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真正重视“逻先生”》一文,阐述了关于“逻先生”是“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共同支柱的认识,获得了学界比较广泛的共鸣。(逻大校刊也曾加以转载。)这里的“逻先生”是指经逻辑科学的长期发展所锻造的“逻辑精神”。我把逻辑精神概括为“一求四讲”,即“求真,讲理,讲规则,讲条件,讲系统”,其核心是“讲理”,即“尊重论证”。这种逻辑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基石,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石。这在“赛先生”那里不言而喻,任何科学发现要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而对于“德先生”而言,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尚不充分,还未能达成“社会共识”,是需要特别探讨的。“德先生”的要义并不只是各种多数决策机制,而必须是在充分论证基础上的多数决策机制,同时要在制度上保护少数自由论证的权利。逻辑与法治之间更具有天然联系:违反逻辑的法律必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立法、执法、守法都必须以遵循逻辑基本法则为前提条件。以逻辑系统的精神视之,法治社会决不能允许更不能鼓励“闯”“冒”法律禁限的违法行为,但应当允许并鼓励就法律的合理性在不同层次上展开充分论辩,以利于适时改进法律与法律体系。不能不分层次地倡导“不争论”,而应给“争论”与“不争论”划分恰当的适用畛域。显然,民主法治社会的构建呼唤社会成员逻辑意识与素养的普遍提高。

近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界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当代“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又译“协商民主”)思潮的蓬勃兴起。“审议式民主”的基本观念,是英美分析传统的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欧陆思辨传统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以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埃尔斯特等当代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提出的。他们深刻分析了西方近现代代议式民主政治实践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缺陷,表明这些缺陷之由来,非但不应归咎于脱胎于合理论辩研究的逻辑理性,而且恰恰缘于对逻辑理性之本真要求的严重偏离。他们明确区分了“基于讨价还价的决策模式”和“基于合理论辩的决策模式”,而认为西方现代代议式民主的基本弊端,就在于前者压倒了后者,从而偏离了“德先生”尊重合理论证的本质要求。正如“审议式民主”思潮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政治学家佩迪特所概括:“在基于讨价还价的决策中,人们带着预先确定的利益和观念坐到一起——他们的心灵和大脑是封闭的;并在相互妥协之后才最终艰难地达成一个大家认可的安排。在基于论辩的决策中,人们承认某些共同的相关考虑,并通过对这些考虑之本质与重要性的相互磋商和对这些考虑所支持之决定的聚合而逐步实现一个大家认可的结果。在基于讨价还价的决策中,偏好是给定的,在基于论辩的决策中,偏好是形成的。”他们认为,只有采用以合理论辩为主导的决策模式才能构成“论辩式共和国”:“论辩式共和国将理性置于前台,因为它要求公共决策者们基于某些中立的考虑来作出他们的决定,并且透明地作出决定;而利益集团的范式则将理性置于背景之中,而不是前台。”因此,他们呼吁,只有把两种决策模式的主导地位加以“倒转”,才能使民主政治真正体现理性精神,获得良性发展。他们所憧憬的理想模式是:“在公共讨论过程中,每个人都被迫以公共理性为基础,从大家可以接受的共同前提出发,逐步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个复杂的审议过程中,人人都要学习以较有说服力的理据去赢得对方的支持,同时也要学习接受别人较好的理性论证,放弃或改变自己原来的观点。因此,审议过程不只是有助于最终的决策获得最好的质量,而且也帮助了每个人完成自我的转化,从坚持己见的私我变成尊重理性意见的公民,从坐井观天的视角变成面面俱到的思虑。因此,民主过程才能确实是可以促进理性讨论的,因为它本身就蕴含了理性审议的特质。”(这是台湾学者江宜桦的概括)显而易见,逻辑思维素质在这种合理论辩、理性审议中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审议式民主思潮尽管迄今仍处于激烈争论之中,但其所揭示的基本道理,对于我们探索“德先生”在我国今后发展的正确路径,无疑是极具启发价值的。

我认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以理性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共同体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建构理性化社会,而逻辑正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逻辑精神的缺位即意味着理性精神的缺位。在当前我国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情境下,对于公平正义的多层次、多视角梳理,对于建构各种利益表达论证机制和容纳利益表达论证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信用体系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机理的把握,均需要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相结合的逻辑智慧。这就需要在国民教育体系各层次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和逻辑思维素养,也就是科学思维基本素质的培育。这对于实现《规划纲要》中关于“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目标,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逻辑的社会功能》对此已做了较多论证,大家可以参考。

迄今为之,逻辑与科学思维教育仍然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无论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都是如此。(这从《科学思维常识》教材的使用现状也可见一斑。)希望本次“论坛”能给改变这一状况以新的有力推动!

 

                                   摘自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2010年4月10日主办的首届“素质教育与逻辑思维论坛的发言    

文件下载
返回顶部